摘要:《商君书》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重赏的根本目的,是让民众争先恐后的“献身”,这样国家才能“说不”,才能“不高兴”,达到“大国崛起”目标。重赏之下,法令本身是否合法,不再重要。法令制定是秘密进行的,民众没有权利参与讨论,更不存在“权为民所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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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根本目标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君强国富

 王晓渔/

 

  关于商鞅,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政前,为了避免民众怀疑,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一根三丈长木头,宣布只要有人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公众觉得奇怪,不敢有所行动,于是商鞅悬赏五十金。终于有一愣头青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兑现承诺,以明不欺,随后颁布法令。

  针对这段佳话1912年,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的毛泽东同学,曾写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现存的最早文稿。毛泽东开篇由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感慨国民之愚执政者之煞费苦心。随后,指出善法将会得到民众支持,不善之法将会得到民众抵制,商鞅之法,良法也,竟然民众惮而不信,再次感慨执政者之具费苦心国民之愚60多年后,已经成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再次盛赞法家。他的一生有很多跌宕起伏,但对法家的推崇一以贯之。毛泽东在作文里指出,商鞅是四千余年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的政策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这个观点至死不渝。

  但是,商鞅徙木这段佳话,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商君书》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重赏的根本目的,是让民众争先恐后的献身,这样国家才能说不,才能不高兴,达到大国崛起目标。重赏之下,法令本身是否合法,不再重要。法令制定是秘密进行的,民众没有权利参与讨论,更不存在权为民所赋的可能。法令颁布经过精密安排,先确立对商鞅的个人崇拜,再颁布法令。商鞅所立之信,与其说是公信,不如说是威信,甚至是迷信。

  变法之令,在《商鞅徙木立信论》里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但在《史记·商君列传》里,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连坐、告密、抑商,中国文化中的黑暗传统,从商鞅变法开始,被发扬光大

  商鞅的法令是否利国福民呢?利国有案可循,福民无从说起。《商君书》有弱民一章,反复强调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将之视为基本国策。

  故所有不利于国强的行为,都被视为奸宄,被严打。人民之权利等同为人民献身国家之权利。而务耕织是重农的特征,常与抑商并列,属于奸宄的一部分。通过市场谋生的商人阶层,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富可敌国,会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非但不予鼓励,还要严厉打击。男耕女织,使民众温饱得到解决,同时仅限于此,这样比较稳定。因此,国民之富力,主要是指国富或者国强尚军功是军事帝国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民众争相献身,以此改变出身,而贵族阶层地位因此下降,无法挑战国家权威。孥贫怠以绝消耗,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进行劳教,不仅节省社保支出,还创造大量利润。

  正因如此,重赏仅是序曲,一旦法令颁布,进入实施阶段,严打就取而代之。在《史记·商君列传》里,法令颁布之后,有一小撮人对变法心怀不满,商鞅决定严打。太子犯法,不便处以刑罚,就严打太子的老师,于是,这一小撮人,洗心革面,纷纷盛赞变法。商鞅把他们发配到边疆,从此再也没有人对变法指手画脚。

  按照《商君书》理论,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君主亲民,是为了民众为君主献身。等到对君主的迷信确立,就无需重赏,而是重在严打。如果再次徙木立信,可以不去重赏徙木者,而是严打拒绝徙木者。严打程度越狠,效果越好。如果把拒绝徙木者斩首示众,徙木者不仅不会要求奖赏,还会为自己有机会徙木倍感庆幸,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至于这是否符合法治原则,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也会面临严打。

  可以看出,商鞅徙木立信不是佳话,而是与迷信有关的神话。商鞅的变法,根本目标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君强国富。在这种改革中,付出最多、获利最少的民众,却为君强国富的盛世感到自豪。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民众,不愿加入这个合唱,在严打之下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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