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五摄影”参与者经历了从围观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更合理于平凡人性中的伟大行为的发生规律,也是现代主义摄影术的民主性在中国的体现。否则,从“四五摄影”到“四月影会”这一群体的摄影作品内容的反差在摄影史上的叙述就会出现矛盾。 ------------------------------------------ 映画廊为《两个四月》前期宣传需要,将《四月的意义》内容进行修改以《四十年前,中国摄影的涅槃重生》为题进行了发表。如今《两个四月》已在映画廊如期开展,在此将《四月的意义》全文发表。

《两个四月——四月影会40周年纪念展》

展期:2019年4月20日至5月16日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映艺术中心/映画廊


四五李晓斌小文件文字

摄于1976年四月,经李晓斌先生允许将原图处理刊用


四月的意义

——简议“四五摄影”与“四月影会”

郭广林


       “总算活过来了,‘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这是赵介轩(小芹)为李江树拍的石鲁所提的诗,当“总算活过来了”这句一经映入眼帘便像高楼打地基一般夯进了我深深的记忆。在那个时代的悲剧里,非正常死亡成了石鲁那些人的常态,他们的生命甚至不止经历过一次碾压,一句“活过来了”其背后是难以形容的沉重苦难。


       诗写于四月,是巧合、是必然,时间的四月赋予自然的复苏与更生,那么,四十年前诞生于春天的“四月影会”,它的名称和那个以摄影聚集一起的群体的作为,以及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开启性作用,加之那个时代的背景,乃至像石鲁那些人的生命遭遇,从文本到主体及现实之间契合成一种更生的意义,也成为四十年后我们对“四五摄影”及“四月影会”两个摄影运动进行定义的切入点。


      弹指一挥间,距“四月影会”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兰室的摄影展《自然·社会·人》过去整整四十年了,那些影会的参与者们,现在或花甲、或古稀,有的人甚至像一幅褪色的照片,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记忆。在视觉消费泛滥的今天,有人、尤其年轻人对四十年前的“四月影会”兴味索然,不堪了解,还有很多人看了那些照片,为其中更多所展现的美术兴趣而失望。不否认,尤其从第一次“四月影会”所展出的作品能了解到,那个年代国人对摄影媒介只有浅显的认知,而今天中国摄影所呈现的多元性,四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如果现在了解“四月影会”的目的是想充实当今的创作方法、丰富思想性,不说是缘木求鱼、其中也得不到多少的裨益。即便如此“四月影会”依然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发端。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过:“一个人不了解他生下来以前的事,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如果要理解摄影的本质、摄影与社会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摄影发展的脉络、中国人对摄影渐进的认知过程,那么对“四月影会”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


      我喜欢把1979年由一些当时热爱摄影的青年自发成立的“四月影会”及举办的影展看作中国当代摄影的起始点,因为“四月影会”那些参与者对摄影的归属意识非常明确,而在那之前1976年的“四五摄影”更像是中国当代摄影的一段振奋人心的前奏。也正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两个四月”的纪念展,它是策划者严谨的学术考量、也符合历史叙述的严谨性。


      如果以摄影的学术标准进行衡量,完全属于每个人个人行为、也缺乏具体目的的1976年“四五摄影”的那些影像,它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远远超越了之后的“四月影会”。“四五摄影”践行了“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的理念,也验证了历史上两位西方女性——十九世纪的伊斯特雷克夫人(Lady Eastlake)与当代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她俩对摄影术的先进性定义。在摄影术诞生不久,很多批评家诟病摄影术是对艺术的亵渎之时,唯独伊斯特雷克夫人明确地指明了摄影术是构成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元素,而桑塔格更是具体阐述了无论职业与否,摄影术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得心应手的媒介工具。“四五摄影”是现代媒介工具对现代政治运动进行的适时的影像纪录,而那些摄影者尽管寂寂无名、甚至不乏懵懂青年,正是他们用照相机成就了一部影像的史诗。


      “四五摄影”的那些画面对人们的触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从那个极左政治风雨如磐的时代过来的人们,从那些直观的历史画面中我们也不怀疑十届三中全会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政策完全是顺应民意。毋庸置疑“四五摄影”无论是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摄影史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像文献。可以说,中国当代摄影是在长期文化封锁、单一的意识形态熏染下,缺少思想启蒙、艺术思维陈旧、没有预设,被突然而至的政治风暴裹挟进那个不期而遇的4月序曲之中。


      “四月影会”发起人之一王志平,在第一次影展《自然·社会·人》的前言里说:“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所有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应该用艺术的语言研究艺术。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从这投名状般的前言中,我们了解到至少在王志平看来,摄影就是为了追寻美,不难想象其中“自然的韵律”与“社会的真实”都是类似现在“糖水片”的形式美。另一位西方女学者玛丽·沃纳·玛丽亚(Mary Warner Marien)在其《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里讲:“摄影媒介依旧体现了对现代性长期破坏力的忧惧。”纵观世界范围的摄影史“摄影艺术的美”不仅从来不是主流,反之,摄影术对于传统的“艺术美”也恰恰表现出的是叛离。前面说过,中国当代摄影起步于“缺少思想启蒙、艺术思维陈旧”的境况,另外还存在着视野狭窄、见识不多的情况,这也是1949年后封闭的国情所决定。而“四五摄影”的综合价值之所以高于“四月影会”我认为,除了少数人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抗精神,更多取决于人的围观意识与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任何事物与物质都可以被拍摄这一摄影本质所决定。


       人类对信息的欲望与对物质的欲望是一样的,人类在经历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前是随着生理进化为智人后,即七万年前首先发生的“认知革命”, 所谓“认知革命”说白了就是人们对信息的欲望和依据信息处理事物能力的强化。人喜欢围观各类事物、事件、喜欢探听到各类信息是人立足于参与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为信息社会,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对信息原始诉求的结果。如今人类依托强大的互联网,每个人不仅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还努力成为信息的制造者、操作者,信息流时代的特点就是低头族的形态。摄影术是辅助人类观看的工具,尤其对观看的信息进行证据备案。不否认发生在43年前的四五运动起因于一些人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有意识反抗,而很多围观者是在围观中被感染成为四五运动的勇敢参与者,没有成为鲁迅《药》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麻木围观者,这也说明文革时的国民性却比清王朝时有点滴的进步。但我并不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参与“四五摄影”的人,看做在他们意识里具有做一个目的明确和肩负使命的历史记录者。我曾就此看法与四五摄影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晓斌先生进行交流,李晓斌先生赞同我对四五摄影的判断。以宏大叙事标榜“四五摄影”的参与者,在一定意义上与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十分严谨。四五摄影参与者经历了从围观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合理于平凡人性中的伟大行为的发生规律,也是现代主义摄影术的民主性在中国的体现。否则,从“四五摄影”到“四月影会”这一群体的摄影作品内容的反差在摄影史上的叙述就会出现矛盾。毕竟在那个年代,像李晓斌那样把镜头直接对准社会日常生活,在当时的这一群体里并不是共识。


      摄影术与人们对艺术范畴的习惯认知并不一致,如果非要以传统艺术价值的意识形态谈摄影,摄影术的诞生就是多余的。摄影术对客观信息的记录性和为事实提供视觉证据的功能,是它最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传统艺术行为是追求主观真实的过程,那么摄影术就是主观尊重客观、追求事物客观性的过程。摄影术处于现代性无可撼动的地位,正是它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超越,如果把摄影术归于艺术范畴,其条件必须是艺术理念对传统艺术观念的超越与发展。


      反过来再看“四月影会”第一次影展《自然·社会·人》的前言中对摄影的理解,很明显其中对摄影的误读是历史局限性的必然。后来在第二届“四月影会”的策展中,组织者之间在展览照片的内容选择上就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并且,即便在第一届影展中,除了大部分注重摄影的形式构图与造型、突出个人情趣或审美技巧作品外,还是有金伯宏、李晓斌、王苗、李江树等人一些对社会常态的纪录性作品。


      抛开摄影理念,今天“四月影会”它最大的价值和值得我们纪念的是,处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被否定,国人的一切行为正从泛政治化所对待的背景下脱离出来,“四月影会”群体对以往极左意识形态的叛逆、背离,甚至王志平在《自然·社会·人》的前言里敢于写下“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这样振聋发聩的语言;以及他们敢于拒绝相关部门对展览内容的审查,旗帜鲜明地以独立于体制之外的身份筹办属于自己的影展,不能不说这是四月影会留给当今最大的精神财富。而那些配诗,尤其作为杂志编辑的小芹(赵介轩),她对画面文本的解码充满哲理、文字风格也富于前卫性,对影像是补充、更是超越。


      “两个四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它对今天的意义,就像当时观众的留言:我看到了摄影艺术的春天“、“从这个绝美的影展我闻到新的气息、这是时代的气息”。是的,中国摄影不仅像石鲁们一样历经文革等劫难“活过来了”,它也在我们今天纪念的四十年前的那两个四月里获得涅槃而新生。

                                                                                                                2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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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四月”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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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影会摄影师金伯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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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啦!左至右闻丹青先生(“两个四月”策展人)、蔡金铎先生、凌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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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一次“四月影会”展览参者聚集在四十年后的“两个四月”映画廊展览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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